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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1月21日，一只跑進大鮑島天主教士院子里的黑毛山羊，讓這個寒冷的冬日增添了一絲嬉鬧的氣氛。天主教士害怕黑山羊的主人著急，趕緊報告了巡捕衙門，后者在四天后出版的《青島官報》上刊登中文啟事，尋找失主領回。這一年的起始，大鮑島區域密集的網路已逐漸成型。在一棟棟拔地而起的房屋前面，曾經在山坡中出沒的獾、狐貍和貂不見了，這只從某人家跑出來的黑山羊，成了新時代的新風景。

(資料圖)

與“青島新城”南邊歐洲區自由伸展的路網形態不同，把柏林繪制的規劃圖搬到現場的大鮑島，是一個棋盤式的布局，橫平豎直，井然有序。東西方向，由東至西到鐵路線，海拔高度陸續遞減，道路網絡以四方街、海泊街、高密街、膠州街、即墨街、李村街、滄口街構成，南方方向，依次是濟寧街、芝罘街、易州街、博山街、濰縣街、山東街、直隸街、河南街、山西街。一個街坊，半袋煙工夫不到的距離，外面方方正正，里面層巒疊嶂。作為歐洲區與大鮑島的屏障，最后出現的黃島街和平度街，像兩個冒失闖入的兄弟，懵懵懂懂地斜插在四平八穩棋盤中，標志著大鮑島土地存儲的終結。

易州街

高密街

海泊街

廣東人的實力

在一片萬象更新的喧嘩之中，1902年春天，商人胡長庚與傅子安面臨破產。胡長庚的破產清算，導致了其擁有的大鮑島地塊被出售，成為“青島新城”華商移民最早的經營失敗記錄。胡長庚的破產原因，在于“虧空谷項”，最終不得不依據德國“斷扣歸償專律”辦理。但在大鮑島華商只爭朝夕的時代，這些生意破敗的“噪音”，很快就被后繼者擁擠不堪的步伐淹沒。

依照中華商務公局大鮑島商董在每年春節前由各幫更易四人的定章，1903年1月26日下午在天后宮商務公局內由推舉山東籍張顏山、張中連，廣東籍劉祖乾、羅子明四人充任新董。38歲的張顏山是膠東牟平縣人，投資經營煙臺泰生東號。張中連、劉祖乾、羅子明三人的信息無從辨析。至此，擔任過中華商務公局董事的華商，人數增加到了16人。12名在任董事中山東籍六人、外省及洋行幫辦各三人的比例關系未變。

商務公局董事新更易的四人中，有兩個廣東人，說明粵人在青島新城的勢力有增無減。相應的資訊，也證明了這一點。1908年5月11日，一家叫宜今的書局在《青島時報》刊登廣告，稱“本局承印中外文件、各式紙張、草編、仿單，兼造象皮圖章，以及銅版、玻璃版，各樣帶像名片招牌，錢票火漆印等，無不具備各樣花邊，極其精美，并售學堂供具、文房四寶、近時新政要書，價目格外克己。”濰縣街的這家書局由陳積厚、陳吉慶、梁鴻厚三個廣東人投資，經理梁星垣也來自廣東，主營印刷，并在李村街設置有倉庫。報紙廣告上除業務種類的介紹之外，其“凡仕商賜顧，遠近函購皆可”的告白，亦可謂貼心。而這類周到的服務，恰恰是廣東商人經營上的過人招式。

瑞蚨祥來了

1903年中，大鮑島緊鑼密鼓的華人商業拓展事件之一，是專售綢緞皮貨的全國聯號瑞蚨祥布店的呱呱墜地。瑞蚨祥建造在一條新辟不久的東西走向街道北面，這條有著很大坡度的街道最初被稱為鮑道大街。由此向南，到大鮑島的南部邊界，已形成一大片華人商業市街。

膠州街上的瑞蚨祥

大鮑島的瑞蚨祥建筑最初占地2800平方米，東至濟寧街、西到芝罘街、南起膠州街、北達即墨街，共600余間。較之海邊歐洲區的洋行建筑，瑞蚨祥修造的是一片本土特色濃郁的中式磚木結構多層建筑群，清水墻面的房屋大部分為兩層。全部房屋為青紅雙色磚砌成，并借用江南明代民居山墻的造型。大鮑島瑞蚨祥門前筑有圍墻，進大門為一四方庭院，西廂設有廣濟堂藥房，正廳售綢緞布匹及皮貨等。

1905年，掖縣籍的建筑承包商宮世云，在芝罘街組建公和興工程局，與山東鐵路公司合作承建膠濟鐵路沿線橋梁、土木工程，并很快在黃島街與芝罘街的交叉口投資建造里院建筑。宮世云1878年生于萊陽，19歲進入青島學習建筑施工，是個人命運顛覆性轉變的典型一例。而擁有如此跨越性經歷的年輕移民，在大鮑島并不鮮見。這塊伴隨著青島新城快速崛起的土地，像被賦予了一種神奇魔力，生生死死的起伏，仿佛發生在轉瞬之間。

到1906年，大鮑島鱗次櫛比的街市景觀已令德國租借地當局確信，以群體方式不斷崛起的華商是青島經濟繁榮的不可忽略的力量。當年的政府報告描述：中國商人“對殖民地的經濟前景，對德國當局和司法管理都表現出越來越大的信賴，而東亞各地貿易中心的經濟發展基本上都是與中國商人的積極參與密切聯系的。”

《膠州報》的壽終正寢

1907年，膠州街上的中文報紙《膠州報》壽終正寢了。這份先后由廣東人朱淇和周馥派來的候補道朱鐘琪主持的報紙，從1900年到1907年在青島德國租借地的存在，讓發生在辛亥年前的一些制度變革先聲，讓大清國微弱的政治話語權，穿越地理與觀念的屏障，一點一滴地傳遞到中國城算盤珠子噼噼啪啪響的賬房，傳遞到廣東餐館英記樓杯盤狼藉的角落。

實質上，朱淇1900年到青島創辦《膠州報》，以及1904年經山東巡撫周馥勸離青島，都與一些地方官僚有關。其過程，被徐凌霄記錄在了《凌霄一士隨筆》里：“有曹倜字遠謨者，山東老吏（歷任平度、濰縣、長山等州縣）。庚子后與朱氏訂交，時資助之，旋為之向上游延譽。尚其亨時為山東布政使，頗有開通之名，與朱一見傾心，因定在北京開設報館之議，與曹合集股本數千金交朱氏，朱乃將子女暫托青島教堂照料，只身北上。”這個山東布政使尚氏，為漢軍旗人，尚可喜之后，與朝貴素通聲氣。朱淇入京，通過尚氏的介紹分謁要津，謀開設報館便利，遂成就《北京報》。

就青島《膠州報》的幾年作為來說，是先驅一般的本土新聞預演，無疑像唐吉可德一般令人印象深刻。廣東人朱淇不經意間為幾年后抵達這里的同鄉孫中山，開啟了一扇啟蒙的窗戶。但也許恰恰是在好高騖遠這一點上，不屑于本土華商喜怒哀樂的《膠州報》，注定命運多舛。

第一批吃螃蟹的人

第一張華文報紙死了，第一家華人保險公司來了。1908年5月，華商李漣溪與傅炳昭、周寶山、萬耕畬、成蘭圃、鄭翰卿做出了一個出人意料的動作，投資保險業。作為華太保險有限公司的承辦人，他們創立了青島第一家華人資本的保險公司，成為了本土第一批吃螃蟹的人。

華太保險開幕前在《青島時報》刊登了一則廣告，稱“自泰西創立保險一途，公司林立，無論水站險、火險均可承保，法良意美。本公司爰集同人，備集股本洋一百萬元，擬在青島創設華太保險有限公司，寓謙順銀號為總行，專保本埠房產、各通商口岸輪船平安。倘遇不測，賠款迅速，保費亦格外克己，并上海、廣東、煙臺、營口、大東溝、清坭洼、海參崴等埠皆有友人代理，特此布聞。”1905年開業的謙順銀號在山東街，是最早設置在“青島新城”的華資金融機構，也是華人資本的大本營。華太保險“寓謙順銀號為總行”，強強聯合的意味不言而喻。

李漣溪，作為第一代移民中的出類拔萃者，在青島突飛猛進的掘金資歷，不輸另外幾個合伙人。早期他借膠濟鐵路的修筑契機，通過前津浦路北段總辦李德順上通下達，以興辦地產與實業起家，逐漸發達。這個路徑，與劉子山類似。

美麗包裹著的“蕭條”

從1898年4月德國國會通過以500萬馬克用于青島港口建設的撥款決定開始，到1904年膠州灣東岸第一碼頭建成，這個大型的現代化新港，成為開放為自由港的“青島新城”不可獲缺的海上出口。1906年青島港正式進入規范化運作，而作為受到德國皇帝鼓勵的租借地，“青島新城”貿易與商人推進的緩慢，曾多次引發了德國國內的質疑，人們對花費如此大的代價與所能帶來的收益之間的不平衡，議論紛紛。

1909年2月8日出版的《法蘭克福報》，就曾以“來自遠東的通信”方式，詳細描述過這里被美麗包裹著的蕭條：“當星期天一大早穿過一座干凈的德國小城，你會有一種寧靜的印象，因為日常行色匆匆的街道是空曠而安詳的。很遺憾，在青島即使是工作日也會產生這種感受。當從慢慢駛近的游輪甲板上觀看這座美麗城市時，你觸發的第一個感覺是情不自禁的驕傲，干凈的中國城市大鮑島，然后是建有令人親切德國房屋的寬闊而光亮的大街，這一切都給人留下了深刻印象。隨后突然之間你會覺出有一種使人壓抑的寂靜，因為這里并沒有你曾期待過的那種繁忙和熱鬧。”

這一年“青島新城”內，華商群落的整體上升趨勢依舊持續。1909年10月編制的年度《膠澳發展備忘錄》，提及了一些新征兆，“本年度這方面又出現了兩個新標志：華人商會的建立和中國國家銀行青島分行的開設。”這份政府報告所說的中國國家銀行的青島分支機構，即設置在臨近大鮑島華人市場的大清銀行青島分號。

1909年9月21日大清銀行青島分號在山東街開業，后來的中山路152號建筑，成為大清帝國度支部在青島最早設立的中央銀行分支機構，也成了國家金融的象征。1910年8月25日《順天時報》有消息稱，“大清銀行在青島商埠設立之分銀行自開辦后，頗見暢旺，商民等亦甚信用。”但在熟悉現代金融業的觀察者看來，大清銀行青島分號的金融作為，極其有限，因為“其業務范圍極狹，僅限于政府之稅收及公款之存放。”

但也就是自這家銀行起，大清銀行青島分號總辦成蘭圃、營業部主任呂月塘等第一代華人銀行操盤手獲得陸續加入機會，開始在本地金融界嶄露頭角，并逐漸形成后租借地時代的青島新城金融業骨干。有意味的是，成蘭圃和呂月塘都是膠東人，一個黃縣，一個海陽，文化背景大致相同，都是率先接受現代金融規則與范式訓練的金融試水者。

同時期在青島的黃縣商人，包括有祥泰號投資人傅炳昭，萬利源號總理姜曉巖、悅來北公司經理馮竹齋、義豐號投資人唐克明、雙盛泰號雜貨行總理徐鴻恩。比照成蘭圃與呂月塘的合作關系，成蘭圃與傅炳昭的商幫同盟，穩固性更強，地域象征性更明顯。

華商組織的探路者

1910年清政府公布《商會簡明章程》，中華商務公局撤銷，在三江會館成立青島華商商務總會，黃縣人傅炳昭當選會長。這一年，通曉德語的傅炳昭46歲。

進入1910年代，鑒于華商利益團體的不斷壯大，華商代表在社會公共事務的發言權有所增大。1912年1月8日，青島總督府發布告示，委派50歲的胡存約、53歲的朱子興、47歲的周寶山、40歲的古成章四位華商為總督府信任。這四個人，除了一個本地土著，分別來自直隸、浙江、粵地，具有強烈的地域代表性，同時也毋庸置疑地代表了青島華商的利益。

從1898年租借地建立到1912年，在有限的制度空間里，胡存約、傅炳昭、朱子興、周寶山、古成章、丁敬臣們不事聲張地東張西望，像鄉村放牧人一樣不斷琢磨著華商的匍匐與跳躍之策，無論結果如何，過程可謂篳路藍縷。

但不論華商在匍匐還是跳躍之間如何選擇，作為貿易中轉站的青島，在1910年代地位已然確立。哲學博士張武的《最近之青島》中，清楚記錄：“青島有鐵道輪船之便，且與工業地相距甚近，較之附近港灣，極為有利之地位。故自民國元年十月以來，芝罘四大輸出商均以營業主店移至青島。上海之出輸商，亦在此地派置代理。山東繭紬，西人極為歡迎。炎夏之際，銷暢尤甚。蓋男女之間，均可適用。”

駛往青島的蒸汽輪船

1912年，經營進出口的日本三井洋行在青島設置了派出機構，并開始與包括丁敬臣在內的華商進行合作。進入青島這個德國租借地之前，三井已在上海和天津開設了支店。三井的到來，為三年之后日資的蜂擁而至，埋下了伏筆。

與三井在青島落地同年，濰縣籍商人張俊卿也在大鮑島博山街開設了義德棧，兩者比較，三井的規模要大得多。同樣是經營進出口，三井洋行進口的品類近乎涉及了物產全系，而義德棧則只出口馬皮、牛皮和驢皮。42歲的張俊卿十多年后把生意擴展到了雜貨運輸，雇工超過了70人，卻依然和龐然大物一般的三井帝國無法相提并論。

各路資本的聚集與競逐

1912年是民國元年。在這個具有標志性的年份，前一年南方共和革命的槍炮，已然顛覆了大清國政治制度的版圖。對居住在青島這個德國租借地的華商來說，大清國沒了，大清國的遺老遺少卻成了街坊鄰居。

1912年4月19日，上海出版的德文《東亞勞埃德報》報道：“最終在1911年晚秋，中國還是出現了令人記憶猶新的事件。這導致巨大的中華帝國發生了深刻的政治變革并幾乎使商業癱瘓。但在德國保護地的邊界前，革命停了下來。無論過去還是現在，華北再也找不到如青島這樣可以享有充分安全和平靜的地方。德國殖民地……千方百計地確保了青島的安全，使得中國資本恰恰是在這個動蕩的時期大量地涌入德國保護地區。許多中國商人到青島尋找安全并且獲得了庇護，這使得他們試圖將其經濟分支機構的重點遷移到這個地方。”

涌入德國租借地青島尋找安全庇護的，不僅僅是華商。甚至反應最快的一部分人，也不是商人，而是大清國皇親國戚和官僚。以1911年10月30日抵達的郵傳部長盛宣懷為先導，繼而江南制造局總辦張士珩、恭親王溥偉、東三省總督趙爾巽、兩江兩廣總督周馥、濟南知府黃曾源，潰敗帝國遺逸一場晃晃蕩蕩的青島逃亡之旅，就此綿延不絕。

根據青島商會《1913年度的報告》的記載，部分因為富有的中國人的不斷移居，青島從1912年開始的建筑熱，一直持續到1913年。報告認為，看好青島有秩序的舒適環境的中國上流人士，促成了連鎖的定居行動。因此，“青島新城”對房屋和土地的需求明顯加大了。因適合這些富人的住房明顯不足，到1913年的年底，單獨的小型住宅建設異常紅火。隨之出現了幾乎是所有建筑材料價格的大幅度上漲，磚石上漲了很多，甚至連劣質的紅磚也不例外。

幾十個大清國的遺老遺少攜家帶口投奔青島，不是空手來的，衣食住行，柴米油鹽，琴棋書畫，管家廚傭，都有準備。曾經的京師大學堂總監督劉廷琛棲居在湖南路，據書法家劉詩譜《憶先祖劉廷琛之晚年》記述，“房屋是仿照北京四合院式建造的，有前后兩所樓房及東西廂房各三間。中間有一大院，前面有一小院，種槐樹及花木。住宅前后左右的鄰居，多是前清遺老或達官貴人。右鄰住的是前清探花商衍瀛；在后街湖北路、寧陽路一帶，有前清總督趙爾巽、軍機大臣吳郁生和鐵路大臣呂海寰等。”以當時的市場交易行情，青島火車站東北歐洲區的一棟房產價格，多在四萬至八萬大洋之間。這些房子的原始業主，大部分是德國商人。

不到一年時間，青島已囤積了大量金錢。1912年11月22日《順天時報》披露，“據某政府人員近日調查所言，現住山東青島中國人貯銀于德國銀行者實有一千七百余萬元之巨額……”日子稍長，這些昔日大清國的場面人物就閑不住了，很快與各路商人建立起聯系。前法部侍郎王垿甚至還在北京街入股了一家叫順興樓的飯館，其間販賣自己書寫的牌匾大字，一時間竟供不應求。很快，青島滿大街的商號店鋪，都掛上了王侍郎“好似街頭崗警植立”的匾書。這情形，比照昔日“有匾皆書垿”的京城，有過之無不及。一個叫“燕齊倦游客”的閑人，與趙爾巽、吳郁生、劉廷琛、王垿同期在青島客居，私下里寫了一本《桃源夢》，記錄下不少遺老遺少的日常做派。

1912年的10月，卸任的民國臨時大總統孫中山也來到了青島，期間訪問了三幫會館，并與若干華商頭領聚餐談話。但除了在廣東會館，其尋求青島華商出資支持革命的努力，成效甚微。反倒是在年輕人聚集的青島特別高等專門學堂，孫中山得到了異乎尋常的歡迎。

對青島的許多華商來說，共和革命與南貨販賣都是投資。但當下投資革命顯然并不是最緊要的選項，因為他們計算不出來，這其中可見的收益會不會打了水漂。

如同1897年猝不及防的改變一樣，歷史很快就在1914年翻開了新的一頁。在德國租借的16年中，伴隨著青島新城商業的滾動積累，洋行、買辦、華商、華人商幫和華商會，加之稍晚涌入的晚期政治逃亡者、宗社黨活躍分子、秘密活動的同盟會革命黨人，構成了一個深不可測的財富迷宮。沒有人確切知道這些錢來自哪里，也沒有人確切洞察這些錢將在未來發揮出何種作用。在青島圍困戰爆發前，這些錢一直依照各種意志明里暗里流動著，似等待一場風暴的降臨。（作者 李明）

責任編輯：王亞楠